韩寒也许不能真的作为同辈人的偶像，但他的叛逆是值得欣赏的。因为他表现出了每一个同代人身上不曾爆发出的被社会正常规则压抑的特点，而郭敬明就太让人腻味了，像他不高的个一样，总是腻味在那个风花雪月的定位上，顺从于市场，而自我文学风格改变却十分缓慢。这个市场他吃定了，不大算挪窝了。

文化工业的形成也把作家一词搞出分化了，一批有点写作才华的商人崛起了，像资本家入党一样。本来嘛，文艺就是要为无产阶级工农兵服务。对“作家”的定义也不再固守于纯文学领域内，这也是后现代社会的特点，消费主义把一切过去带有崇高意味的词都来了一个二元分化，也就是全都衍生出一个商业的、市场的、沉迷于日常叙事而不是宏大叙事的另一元。

选秀节目，小说，电影、流行歌曲、电脑游戏等等，利润集中在大多数人的大多数日常文化需求上。当然，没必要否认大众文化存在的合理性，娱乐、消费也是有价值的，看一天尼采的哲学还得看三天《武林外传》来恢复脑力消耗呢。坚持过去维护崇高的观点太精英主义和理想主义了。可是，人究竟凭借什么来建立健全的人格呢？究竟凭借什么来建立起一个比较完善的思想谱系引导自己在黑暗中摸索而不继续被遮蔽呢？

崇高不是没了，而是作为众多日常消费的形态出现。启蒙意义的生产在众多重复消费面前毫无疑问地变成了少数，在数量上形成了一种被遮蔽。这种结构是符合人的本性吗？

人的本性是不是有一种自我毁灭的因子－——乐不思蜀？

草根们到底靠什么突击重围？生物遗传的DNA还是目前来说还不太靠谱的公共教育？抑或是被敌视所包围的真假精英们或真诚或利用的提醒？难道权力的自我庇护真能挡住绝大多数草根们上升的路线，即使他们拥有了精英意识、知识和清教徒似的禁欲？

尼采的“超人”理论也探讨着同样的问题。

郭敬明的道德污点实在不能让人忍受，作协发出一个信号：向市场妥协，甚至跨越道德底线。矫枉得过正，不过证则不能矫枉。

建议迅速提高最低社会保障水平，然后解散作协，别让国家养着了，用作家们自治的民间组织替换吧。花钱养个商人，不值！

插图选自<三联周刊>